复旦大学历史系周振鹤教授认为，单姓多，以及姓氏数量少是造成中国人重名多的主要原因。那我们先来探究一下，为什么中国人的姓氏如此少？

    姓氏和名字在古代其实是四个不同的东西，姓和氏是分开的。姓氏中的姓是“别婚姻”，氏则是“明贵贱”。姓是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作为一个血缘家族的称号。氏则隶属于姓，是夏、商、周时贵族间区别不同血缘关系的一种制度。

　　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则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部落首领以及他们的儿子可以拥有姓，到春秋时期，发展出22个大姓。而氏则是姓的支脉，相比姓，氏的发展则自由得多，春秋时期实行宗法制，贵族可以以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鲁申即鲁僖公申；以职业名为氏，如巫氏、卜氏、匠氏、陶氏；住地之名为氏，鲁庄公子遂住东门，称东门遂。

　　到了战国，宗法制度瓦解，姓氏的具体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氏逐渐转变为姓。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田氏代齐”，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到战国时就干脆以田为姓了。原本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只有名，战国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旧的贵族势力衰弱下去，平民也开始有姓，也就有了百姓一说。

　　随着中原政局的稳定，姓氏命名的随意性就小了许多。西汉史游撰写的《急就篇》列单姓127个，复姓3个，共130个姓氏。宋代邵思的《姓解》中收录了2568个姓氏。明代《古今万姓统谱》收姓氏3700个。

　　周振鹤告诉记者，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姓氏就多了，不过他们的名字主要来自圣经，存在重名不重姓的情况。而俄国人的名字有本名、复名和姓三段组成，比如列宁的本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重名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也有一些国家过去也存在跟中国上古时一样的情况，百姓是没有姓的，比如缅甸过去也没有姓只有名，为了表示家族的世系，儿子取名时会用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做开头，以此类推。日本是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平民才有姓的，当时为了建立户籍制度，国家向民间征集姓氏，当时许多人跑到衙门后就随便取了姓，比如田中就是在田里、松下就是松树底下、犬养就是养犬的人。

　　我们周边的近邻中，韩国同样也有严重的重名问题，因为韩国的大姓如金、宋、朴等都有相当大的人口数量，相比中国人，韩国人取名也十分不易。

　　文化趋同

　　除了姓名的“先天条件”不足外，中国人在取名时还存在文化趋同的问题。不久前曾有一份研究指出，北京女性多以“静”为名，哈尔滨人女性多以“淑”为名，成都人则更加偏爱“勇”字，上海女性偏好“洁”字。

　　父母们都希望孩子将来有一份好的前程，将取名与之联系在一起，希望孩子有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于是便有了29万个“张伟”。取名希望用好的字眼也是一种传统，如王字旁表示玉或和玉有关的字如珮、玲等等也常常出现在人名中，但这些字在汉字中的数量毕竟有限，这也是造成重名的原因之一。

　　周振鹤指出，中国人取名有从众心态，人们往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留下时代的烙印，比如卫东、卫国、国庆、奥运这样的名字，还有琼瑶热的时候，琼瑶小说的人物也成了取名的参考。

　　另一个造成重名的原因则是家谱的限制，由于一些大姓共用家谱，比如孔姓，那么其标识辈份的那个字就会大量出现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名中，等于把姓名的前两个字都占了，可供选择的只有第三个字，客观上造成了重名概率增加。

　　周振鹤认为，名字既然是作为一个人的符号，就应该有个性，独一无二。为了避免子女重名，周振鹤在给儿女取名时也花了一番功夫。周振鹤原本以为取自古籍上地名的两个名字应该不会和别人重了，但后来还是发现有人和自己的子女重名。

    据一份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大约有4100多个主要姓氏，位列前三位的李、王、张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7.4%、7.2%和6.8%，而日常用的汉字不过2、3000个，重名的概率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