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以某一政治标准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模式,平静地看待《琵琶记》,可以说,《琵琶记》表现的是与中国社会普通家庭婚姻相关的孝道伦常故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深深地楔入到以孝道为中心而推衍出来的传统文化之中。它触及了作为“社会组织规范”的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这种伦理纲常制约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示了这一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其中所引发的思考,远比表层的“全忠全孝”、“子孝妻贤”、“刺王四”或者“否定现实”、“宣扬礼教”之类深刻得多。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人的敏感的神经,拷问着中国人的灵魂。
可以说戏曲史上,尚无第二部作品能够像《琵琶记》这样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的内涵。《琵琶记》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依据社会的正当观念,各自从真诚或善意的愿望出发,对他人的行动或命运发生影响。但所有真诚或善良的愿望都几乎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琵琶记》中,戏剧冲突的线索是强试、强官、强婚,即戏中说的“三被强”、“三不从”。(明人亦称之为“三不从琵琶记”。)让我们撇开各种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作品的描写为惟一依据,循着“三不从”的线索,来看剧情的展开。
先是辞试不获从——强试。
辞试,并非是蔡伯喈完全无意于功名。蔡伯喈是因为父母年迈,家中无人侍奉,才把“功名”二字收起:“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据剧本的设定:父母年已八十,家中无叔伯兄弟,“一朵桂花难茂”,且新婚才六十日。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面对风烛残年的父母,莫说是蔡伯喈这样熟知礼数的饱学之士,即使普通人,也会对离乡远行求取功名感到不安的。伯喈的所思所为,乃人之常情。而中国传统中的孝子,却也正是从此种常情生发的。
但“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贵”。传统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子孙有出息,能“光宗耀祖”,“改换门闾”。开场“庆寿”一出,蔡公就对儿子满足于“清淡安闲”的生活表示不满,斥责道:“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他的想法是:“时光短,雪鬓垂,守清贫不图着甚的。有儿聪慧,但得他为官吾足矣。”正因为年迈感到时日无多,蔡公才更加迫切地盼望儿早得功名:“萱室椿庭衰老矣,指望你换了门闾。你休道无人供奉,你做得官时,三牲五鼎供早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总是喜。”——只要儿得功名,他死都高兴。这种可悲可叹的迂执念头,却也是封建时代时行的观念。这里也包含着做父亲的“牺牲精神”:自己活到这把年纪,多活一日少活一日已无关紧要;惟有儿子做官改换门闾才是不愧于列祖列宗的大事;若因自己的缘故而耽搁了儿子的发迹,影响了光耀祖宗,岂不心中更加不安?
父与子在赴试问题的冲突,原本都出自真诚的愿望,出于克己前提下对于对方的关心。这种关心又涉及到孝道伦常,是基于内心的情感和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但也正因为身处礼教社会,这种冲突不可能以现代平等前提下的对话协商来解决。伦常规定子从父,只有为父一方的“强词夺理”,和为子一方的唯命是从。伯喈也试图用“大孝”的堂皇道理作为辞试的支持,蔡公反而对此生疑,怀疑伯喈借此作托词,实际是贪恋新婚之妻,“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因“贪欢恋妻”而放弃功名,这对一个竭力保持道德操守的读书人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或许蔡公也知道儿子心中并非如此,但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堵住伯喈的退路,让伯喈用行动来证明确非重女色而轻事功。因而“欲尽子情,难拒亲命”,——恐怕伯喈也无法否认自己在家“尽孝”的后面,完全没有“恋新婚”的私意;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他只能赴试上路。
但如果说伯喈完全屈从于“父父子子”的教义,则亦未尽然。他根据《曲礼》而提出必须在家尽孝的理由;蔡公则根据《孝经》,用“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大孝”来驳斥。在家照顾父母固然是孝,而“显父母”也确是孝的含义之一。父母未必因儿子远游而即遭不幸,但不赴试求官,却注定是不可能“以显父母”。加上张大公承诺照顾蔡家,故伯喈说:“如此,卑人没奈何,只得收拾行李便去。”(四出)若伯喈能得功名即“守乡郡”,或许可以娱亲显宗两不误。伯喈说:“儿今去今年便还,但愿得双亲康健。”(五出)故赴试固然是被逼,但也仍是尽孝的一种积极行动。
其次,是强官与强婚。强官与强婚是联系在一起的。
剧中,伯喈对权力似乎毫无欲望。赴试求功名,只是为了满足老父的“改换门闾”的愿望。伯喈也没有表示过做官之后“济世安民’之类的宏愿。所谓“顺时行道,济世安民”,也只是张大公口中的期待,并非伯喈的心意。伯喈的如意算盘,只是期望如先朝“买臣出,守会稽;司马相如,持节锦归。”(十五出上辞表之语)但中状元后朝中任命他为议郎,任职京师,这使伯喈在辞官回家尽孝或在京做官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若在京做官则不能侍奉双亲;若辞官则依然不能“改换门闾”。正犹豫未决之际,牛相派人来议亲。若入赘相府,则归家更成无望,所以这适足以促成伯喈立即作出辞官兼辞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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