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则诚笔下，蔡伯喈似乎并不认为重娶相府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悲咽，门楣相府须要选，奈扊扅佳人，实难存活”，“非别，千里关山，一家骨肉，教我怎生抛撇？”（十二出）“不告父母，怎偕匹偶？”（十五出）似乎若有父母之命，不妨受之——可见其推托含糊而乏力。伯喈之所以不接受相国好意，只是因为父母年迈，亟待归家；若非如此，则重娶相府女也并非是不可的了。虽然伯喈也立即想到“扊扅佳人”，但并不坚决。所以后来与牛氏成婚时，还有过一刹时的得意忘形：“扳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欢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既因得以高攀而欢悦，又因对不起结发妻而感惭愧，是这类书生心理的准确写照。因为“主动”高攀，毕竟有碍于道德，而“强迫”之下，正好半推半就，使负罪感减轻一些。这虽说符合人之常情；但从道德标准上说，未免有损清誉。故明清时代对伯喈是否真孝子，颇多讥弹。但这或许可以说，则诚既未“图解概念”，亦未把伯喈写成完人，而是写出具有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的“这一个”。
因此，蔡伯喈既未完全摒绝功名，亦未完全摒绝高攀欲念；只是在父母年迈的特定条件下，他不得不取此舍彼。辞试是如此；辞官、辞婚亦是如此。但正由于他将终养父母放在首位，所以才既未看重功名，也无意高攀，甚至赴试取功名本身也仍是“娱亲”的一部分。所以当做官与终养矛盾时，他有条件地选择了后者。说“有条件”，因为他完全辞官或挂冠而去，空手而归，仍未能实现老父“改换门闾”的愿望，仍未能免于“不孝”。从辞官陈情的内容看，他希望的只是辞却朝官做乡官，“若还念臣有微能，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但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拒绝了他的辞呈，而且认为赘相府是件美事。君命不得违。正如黄门所说：“这秀才好不晓事，圣旨谁敢别。”于是造成“强官强婚”。
如果说“强试”是蔡公同时为儿子着想的一种善意的强迫；那么强婚强官则是完全从牛相的利益出发的一种“善意”的强迫。
牛相为什么要强赘伯喈？照明人的说法是有些“牛气”。从剧中的描写看，皇上也说伯喈“好人物，好才学”，劝牛相招赘，并愿意为媒。而牛相夫人早逝，别无子息，仅此一女，奉若掌上明珠，他说：“我女孩儿，性格温柔，是事实会。若教他嫁一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教他嫁个读书人，成就他做个贤妇，多少是好。”他对为张尚书、李枢密家来说媒的媒婆宣称：“除非做得天下状元，方可嫁他；若是别人，不许问亲。”（六出）以圣上为媒、“汉朝中惟我独贵”的身份，奉旨招婿，自以为手到擒来，却偏招不得这个“草庐中穷秀才”，这自然大损牛相的面子，“怕被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状元”。所谓骑虎难下，这桩姻事非成不可。“况兼他（伯喈）才貌真堪羡，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故把嫦娥，付与少年。”（十四出老姥姥语）正因为伯喈的推辞甚为含混乏力，所以牛相一面大怒于书生辈“敢和我挺相持”，一面大约怀疑伯喈只是矫情，故一面让媒婆“再去蔡伯喈处说，看他如何”，另一面则说“我如今去朝中奏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十三出）
一位燮理阴阳的当朝宰相，偏要把女儿嫁给已有妻室的状元，按照一般的观念，殊不可解。况且二妻争一夫总难免惹来麻烦。但牛相其实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他不会让唯一的女婿再归乡里，则蔡家的年迈父母、青春寡室，便与他无关。这种“自私”的举措，是古往今来达官贵人与平民联姻之时，常常可以见到的。在“几言谏父”出，牛相即直接表明了这一点：“既道是他媳妇在家里了，他孩儿不去也不妨”；“既道是养儿代老，何似当原休教来赴举不好？”他的逻辑是：父母年迈，既有媳妇照料，就不必再让伯喈回去了；既出来赴试求官，则必当忠于王事，难以全孝。牛相甚至说“咄！吾乃紫阁名公，汝（牛氏）乃香闺艳质，何必顾彼糟糠妇？岂肯事此田舍翁？”（三十出）牛相看中的是伯喈个人，他原本就不曾想过与“田舍翁”亲家平起平坐。牛相将伯喈收置卵翼之下，前提正是让这“草庐中穷秀才”与其寒贱的家庭割断关系。所以牛相赘婿的“善意”之下，原本蕴涵有不善意的成分，高则诚虽不曾用“阶级对立”的眼光看待蔡家与牛府的关系，但这种等级的鸿沟，却是古今社会所共通的，则诚只是如实描述而已。
牛相既中意于伯喈，“官里”自然乐于玉成其事，“圣目看了，道太师昨日先奏，把乘龙佳婿招，多少是好！”“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从人情和伦理而言，终养父母，是人子天经地义的事；但伦理又规定君事高于家事。事君则未必能顾孝；所以不同意归养，并无不妥，况且赘入相府，多少人求之不得，故真乃“多少是好！”无论强试，还是强官、强婚，都是好心与善意的。但这种“好心”和“善意”，同时又借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关系而得到。 [本文共有 2 页，当前是第 2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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