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
瓦尔特：1945年生。法国作家、教授。1981年起，成为阿兰·佩雷菲特著作“合作者”。后者曾担任戴高乐等多届政府的新闻、司法部长，并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国已经醒来》、《文明的冲撞：英国人的观点》等佩雷菲特关于中国的代表作，瓦尔特均是写作主力。近年瓦尔特几乎每年出版一本有关中国历史和儒学的著作，至今已达十多本，包括《中国史略》、《孔子与永恒的天命》等。
高宣扬：1940年生，现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导。1966年5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达20余年。已出版专著近30种，发表中、法论文近百篇，共计1000万字，《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德国哲学通史》、《福柯的生存美学》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代法国哲学导论》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高宣扬：一位研究法国文化的中国学者的思考 中西对话解读孔子影响
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表面可见的表现形式和表达形式，而且特别显著地存在于哲学、宇宙本体论、人类学及伦理学中。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开放、多元化的世界，必须在各民族的文化对话中相互尊重，并且时刻准备着面对各种文化如何共存的问题。
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中。当瓦尔特及其他西方人肯定孔子思想的普遍性时，我认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有必要意识到孔子思想的本土性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就此，我提出几点以期共同探讨。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
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
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
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
■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
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
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
■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本文共有 2 页，当前是第 1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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