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学者，他的弟子程艾蓝教授是“文革”以后第一个来华跟我研习中国经学史的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们对中华文明史都深有造诣。
现在的五经翻译，发起者、策划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外不同领域，共同目标是用多种语言重译中国传统的“十三经”。因为是翻译，就决定了域外阅读对象是对中国经史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以为，翻译这些传统经典，可以让域外世界不懂汉语的学者和非学者，能够了解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读的经典的面貌，了解近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说话、交往的特点的教化由来，从而了解历史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基础，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些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形及其历史效应。这是件好事，我很支持，以为有助于增进现代人在全球化氛围中的互相理解。
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一直说历史上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直说研究后世的假孔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真孔子。直到“文革”中我堕入“牛”群，“无聊才读书”，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始渐悟周师所述中国经学史，否定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谓至理名言。还在抗战中期，傅斯年、顾颉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宣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抹煞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复合共同体。当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便彰显了学者敢于坚持历史事实的勇气。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历史，现在的汉族有复杂的形成过程。北朝隋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儿；南朝的权贵也无不是中夏与南蛮结合的产物。从晚唐至清末近千年，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后来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生活以后都渐渐融入汉族了。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的现状，但不承认是不行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风尚、传统、信仰都不一样，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所以我们讲历史，应该反对华夏中心论，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任何非历史的民族特殊论。 [本文共有 3 页，当前是第 2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备案号：XA1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