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鲁迅在自然观上，总的来说主要还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对以神学为本的宗教，他又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肯定，特别是对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更是有着充分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在鲁迅眼中，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什么信仰的民族，因此，在辛亥革命前，他曾大声疾呼“定宗教以强中国人之信奉”。可见，鲁迅早年对宗教基本持肯定态度，或者说看重了他自己所认为的宗教的积极方面。而在诸多宗教中，他与佛教的关系又尤为密切。鲁迅与佛教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拜绍兴长庆寺的龙祖法师为师和看目连戏的生活经历，但他真正钻研佛经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确切的说是在1914～1916年这三年。从鲁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1914年4～12月的9个月时间里，他共购买佛教书籍达80多部近120册，花去46元，占全年买书总款的38%。根据鲁迅日记后的《书账》记载，1914年他购买了《华严经合论》、《华严决疑论》、《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阿育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维摩诘所说经注》、《般若灯论》、《唐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等佛教著作几十种，应该说这数量是惊人的，可以想见他这时对钻研佛经的浓厚兴趣。这几年，鲁迅还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一带，成了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店铺的主顾，与佛教经籍刊刻单位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同清末佛学领袖杨文会的高足梅光羲、佛教徒许季上等往来密切。他不仅自己大力购搜、潜心披阅、深入钻研佛经，也与许寿裳、周作人等彼此交换借阅，对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等均有所涉猎。与此同时，鲁迅还大作功德捐款佛经流通处，为了给母亲祝寿，他特意托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100册，又用余资刻了《地藏十轮经》。总之，在这近三年中，鲁迅购买佛经数量之多、用功之勤，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和敬佩；而他钻研之精、悟彻之深，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鲁迅不是佛教徒，也从未主张过“佛法救中国”的观点，那么他这一时期缘何如此关注佛教？又缘何对佛经的研究倾注那样大的精力呢？综合有关资料记载和评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受崇佛思想浓厚的时代氛围熏陶和感染
高扬科学、民主、自由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可谓相当开放、空前活跃，文人志士们对孔孟文化以外的思想都甚为容易接受，对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得十分深厚的佛学更是易于吸纳，并且融入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梁启超曾说过：“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杨)文会。”例如。当时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就是以佛法解释孔孟，谈西学则取证佛经；“开风气”的龚自珍晚年沉醉于佛学之中，笃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以擅长经世学而著名的魏源，晚年也成了虔诚的佛门弟子；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佛学；梁启超一生佞佛，愈老弥笃，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章太炎怒斥孔教，力排耶酥，唯独对佛教钟爱有加；丰子恺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三宝”，并在一生的漫画创作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韵味；废名对于佛教的研习，几乎到了近于痴迷的程度；南社、同盟会的不少成员，或从佛学汲取激励自己的精神力量，或在其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天地等等……从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到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众多的人都对佛学一往情深，关怀无尽。
因此，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并且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鲁迅来说，不可能不受这种崇尚佛学思想浓厚的时代风气和社会环境的浸濡和熏陶。事实上，鲁迅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论及各自对于佛学思想的认识和看法，也受到了各个不同程度上的感染和影响。例如，他在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中，就热情褒扬了龙祖师父及其弟子的叛逆精神，鼓励人们冲破精神上的枷锁，与世俗社会作顽强的抗争；也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法显历尽千难万险、尝尽千辛万苦求取真经的献身精神，称他是“舍身求法的人”，是具有自信力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更竭力赞助王品清点校佛经《百喻经》，并为之取名《痴华鬘》，还亲自为之作序。 [本文共有 3 页，当前是第 1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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