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自章太炎的直接影响
章太炎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受佛教唯识宗的影响很深,因而极力提倡佛教。l908年夏秋间,鲁迅曾拜章太炎为师,学习了半年语言学。据许寿裳回忆:“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达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鲁迅虽然向章太炎学习的是语言学,但章太炎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难免会在口提面授和耳濡目染中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
章太炎在《答梦庵》中曾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佛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他认为佛教“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并主张以佛学融通“西学”寻求形而上创造本体。这给受尼采“超人”哲学张扬极端创造力深刻影响的鲁迅以极大的启发,改变了鲁迅留学之初对宗教颇为严峻的态度,使鲁迅认识到“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并坚信宗教、神话能满足人的“形上之需求”,具有“想出古异”的创造性功效。在《破恶声论》中,他一改过去对自然科学的偏爱和沉迷,转而赞扬宗教,并在古今中外诸多宗教中,首推佛教。
在章太炎的直接影响下,鲁迅全面肯定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尤其肯定了佛教的重要意义。在1907年的几篇文章中,鲁迅谈宗教主要是谈基督教,而《破恶声论》则更多地谈到了佛教,甚至把佛教摆到了基督教之上。鲁迅为什么这样肯定宗教呢?一是因为他认为宗教能满足“人心向上之需要”;二是他认为使国家灭亡的恰恰是那些无信仰之人士。他说:“不悟墟社撄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因此,从救国目的出发,他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同时,鲁迅更直接批评了毁寺院而建学校的做法,充分肯定了佛教存在的社会意义。他说:“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在这里,鲁迅指出了佛教挽救“民德之堕落”的积极作用。
三、苦味人生的冲击
应该注意到的是,鲁迅嗜读佛经还与当时恶的政治环境和苦的人生经历有关。其一,辛亥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破灭了鲁迅青年时代的许多理想和梦境,回国后的遭遇也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聊和悲哀,他弃医从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精神的麻痹无知和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从他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开始,便辗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等地,整整为他的启蒙事业呐喊了18年,然而他的呐喊却是没有回声的。其二,常年病痛的折磨和不幸婚姻的打击,使这时虽是壮年的鲁迅,却过着“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用他的好友内山完造的语言说:“他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众所周知,鲁迅七八岁时就患有龋齿,后来又常年被牙病、胃病、肋膜炎和肺病所困扰,以至最后被肋膜炎和肺病夺去了生命。与此同时,鲁迅的情感生活也是孤独寂寞的,奉母亲之命拜堂成亲的“媳妇”朱安,因为学识、智力和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别是无法了解他的;自由相恋成婚的许广平尽管一直想跟上鲁迅的步子,但也没有真正读懂他,所以鲁迅常常冲着她发火,甚至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发泄对她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佛教八苦中的病苦说“一是身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四大’不调,众病交攻,十分痛苦;一是心病,内心忧愁悲切,十分苦恼”,鲁迅的人生充满着浓郁的苦味,想必他对佛教“病苦”的阐释定有自己深切的感受和难言的苦楚。现实的黑暗、光明的未卜、生活的不幸,使鲁迅曾一度陷入苦闷、迷惘、彷徨的境地。 [本文共有 3 页,当前是第 2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