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清朝与安南的礼仪之争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大多数方面继承了明朝的政策， 但也尽可能展现其不同于明朝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也如此。在清初对待安南的政策上，清朝继承了明朝时期对安南黎莫政权的双重承认政策， 但在对莫氏的册封、对黎朝助剿南明势力的奖励上，清朝都提出要对明朝的政策有所改变 。而在拜天之礼上，清朝改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为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的改变不只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诸蕃国 。在中越关系中，这一礼仪却引起了争执，最终经历了三代清帝、百年之久，才得以确立。在中越之间，这一礼仪之争主要体现在清朝使臣带诏书出使安南期间，安南国王及大臣以何种礼仪拜受代表清朝天子的诏书，是以清制的三跪九叩呢？还是以成为安南“国俗”的五拜三叩？学术界未曾对此有所注意，而了解这一礼仪之争的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对于理解中越关系、清朝的对外政策无疑将有很大的裨益。

一、礼仪之争的缘起与发展

    明朝初年，明太祖简化各种繁琐的礼仪 。遣使至蕃国时，该国王对香案及诏书行五拜礼，并跪香案前，三上香，俯伏，实即五拜三叩之礼 。明朝与安南的多次交涉，安南当权者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明朝时对天子行五拜三叩的礼节，在安南国内也是一样的。在安南，对皇帝之礼是“拜凡五拜三叩头”。 安南的五拜三叩之礼源于何时，由于资料阙如，难以得知。或许与明朝对安南文化的影响有关系。不管其发展如何，至明末清初时，安南人对天子之礼已习惯了五拜三叩，并称之为“国俗” 。清朝初年，制定了新的礼仪，对天子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不只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诸蕃国。清朝的礼制与安南“国俗”产生了矛盾。

    康熙六年(1667年)，清朝与安南第一次发生了关于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 。清朝以内国史院侍讲学士程芳朝为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册封安南国王。使臣与安南朝廷定于三月十六日行接诏、颁诏礼，使臣要求安南方面行三跪九叩之礼。黎帝“命报以国俗五拜之三叩之礼，并有参酌损益”，使臣“再书欲行三跪九叩”，安南再复书行五拜之礼，使臣“三咨书临就前说”，此后安南以“促期行礼，不复办”为由，回避了言辞上的争执，在接诏时行五拜三叩之礼 。

    康熙八年(1669年)初，李仙根等因高平之事出使安南。双方议定接诏时间为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七日，清使要求“迎接开读交拜皆照会典行”，又抄录《会典》内容传示。二十八日，安南提出行“旧习五拜礼”，清使谓“三跪九叩头乃**议制，尔国既为大清之臣，安敢违越。”安南“旋禀报云皆如谕。”拜诏之时，安南国王黎维禧，“拜稽不甚了了”，副使杨兆杰“就教之”，维禧“警惧欲避状，左右捉刀者拥至”，李仙根笑曰：“何胆怯，乃尔连叩头即是矣”，至是以三跪九叩之礼接诏书 。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璨等前往安南谕祭前王并册封新王。黎朝向清使提出“不谙天朝礼，照该国仪注行”，清使回文：“天朝制度，薄海内外，无不遵行，尔国既归命天朝，请封祭，自应恪遵以光大典，何得渎?”次日安南又提出，“圣人不变俗，以从俗，本国王受封，又两先王受祭，不常有之，大典调集，合国大小官目多至千百，贤愚不等，依天朝礼，恐有参差，有亵国体，获罪非轻。”清使指出，“习仪易事耳”，昔日安南贡使至北京及其他交接之礼，“各官亦克如仪，其他岂俱是愚的”，参与交涉的安南官员无言以对。此后安南迟迟不行接诏礼，安南官员又向使臣请允，使臣大怒，与来请的安南官员“自清晨直至午后，逐一辨论，(阮公)望等屡次辞穷，闭口无言。”次日，安南官员前来禀告：“本国非敢抗违，实因不谙故，连日恳请天使，既不允，自然遵行天朝礼，不敢再渎。”接诏礼之前，安南官员来文说：“本国王一心恭顺天朝，自然遵行典礼，不敢有违，但小国人愚者多，虽演习，临时未免稍有差错，望天使宽恕。”清使回文说：“宽恕，乃我皇上素念，诸外国来觐者有小失，我皇上含笑不问，今尔国行礼，若大差错，本部院必令复行，次则仰体皇仁相谅耳，何苛为。” 此后则以天朝三跪九叩之礼行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内阁中书邓廷喆、成文等册封安南国王。安南又提出行五拜三叩的“国礼”，“以便演习”，双方“辨复数回”，清使“勉从之” 。不过为了对出使任务有更好地交待，邓廷喆在公文报告中可能将所行之礼记为三跪九叩 。对于这几次礼仪之争，雍正年间，安南在向清廷的在一篇奏文中称：“臣国拜册拜诏之仪，向来康熙三年，内院吴光、礼部朱志远钦赐卹；康熙六年学士程芳朝、郎中张易贲钦册封；康熙七年侍读李仙根、郎中杨兆杰钦宣旨谕；康熙二十二年翰林明图、邬黑、周粲钦册封，当日拜受，许行国俗五拜三叩头礼。康熙五十八年，典籍邓廷喆、编修成文钦册封，初欲令行三跪九叩礼，后以演习未谙，勉从国俗……” 。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是安南方面为了达到让清朝同意其采用“国俗”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实际上，这些使团对三跪九叩的礼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此后，清朝赴越使团继续与安南进行着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各使臣也因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清廷自然对这些争议是有了解的，因为回国的使臣都要交上出使报告，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有李仙根的《安南使事纪要》、周璨等人的《使交记事》等。这些报告都记述了当时的礼仪之争，但清廷没有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而是让使臣们自己相机处置。

  二、礼仪之争的典型事件——杭奕禄使团与安南的争执

    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出使安南，解决边界争端，清使与安南再生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此次争礼后，安南曾就礼仪之争问题向清廷上过奏疏，在中越两国引起颇多关注。关于此次争议，有关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因此特别提出加以祥述，以便更好地了解礼仪之争的特点。

    当年六月初八日，清使抵达升龙（河内），次日清使发仪注给安南，要求安南于十一日接诏，接诏时，按照康熙五十八年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安南国王回文“请照该国敬天之礼，惟行五拜三叩”， 并说康熙五十八年邓成（正使邓廷喆、副使成文）使团用的是五拜三叩之礼。由于礼仪上的争执，十一日没有颁诏。当日，钦差发文给黎朝国王 ，文曰：“钦差为移知事，都院部堂恭膺简命，宣布恩福。昨经移应，贵国王於本月十一日奉敕宣读，今接来柬所开三次仪注，其中跪拜入门迎送之礼，总与五十八年所行之礼不符。事关典礼，罔敢陨越。今将五十八年钦差邓、成至仪注附上，贵国阅视，此系近年之事，贵国王其忘却之耶。况洪恩远播，尤宜倍加虔敬。何得以身亲行过之礼，忽欲更变，有失恭顺之道，贵国王其敦思之，而它处之。若照五十八年钦使邓成行过仪注行礼，即於十二日宣读，倘有异议，本都院部堂即当捧回京请旨定夺，不敢有违定之礼，以辱君命也。为此移知，烦即答覆。再简内所用辅政郑者，必贵国辅理国政之陪臣，今辅政之辅字，与恩典之恩字，钦使之钦字，並肩抬头，恐自开辟以来未必有是理也，来柬未便攸好，并仪注三册发回。须至咨者，安南国王黎。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咨。”

    次日早，黎朝国王来文，再次辨称邓成使团行的是五拜三叩，并说明要实行五拜三叩的缘由,文中说：“照得本国累蒙恩典，钧奉钦使大人酌从国俗，行五拜三叩头礼，仪注节目具存在案，本国非擅自增损。而五拜三叩，通国之人，少习长行，素所惯熟。且礼容冠服，必要相宜，加以在此衣冠而行跪拜之礼，未免容有失。其抄录三次仪注，乃是新所履行，非有一毫文饰，妄自尊更变。”

    清使仍然要求按三跪九叩之礼接诏，当即回文，文中又提出琉球为例来激励安南君臣，“窃思拜跪之节，大典攸关，圣天子抚有万邦，薄海内外，无不遵行定制，罔敢陨越。即如琉球，僻在海隅，其行礼亦遵三跪九叩，现有明文可稽。况贵国密迩中土，礼教素闲，何得转有推饰耶。”然而文中又说，“且三跪九叩，並无繁缛难行之处，即贵国向来未行，合蒙圣天子天覆地载之仁，降恩特沛，亦宜鼓舞力从，以昭感激之意”，似乎认可以前安南实行过的五拜三叩之礼也是可以的，三跪九叩之礼只是要“鼓舞力从”。

    当日午时安南官员胡丕绩将柬文带给黎王，黎王复文又进行辩驳，并不因琉球之例的激励而头脑发热，甚至不愿与琉球相提并论，文中说：“照得本国逖居午徼，遥扶宸枢，初逢圣祖章皇帝奄有区夏，本国先诸国以来朝，擒逆废顺，屡蒙恩赏奖。琉球乃海岛化外之国，各有规例，宁忍比而同之，此三跪九叩之仪，未必伊国能行，纵使勉而行之，未免傍儿失笑。”并再次指出邓成使团采用了三跪九叩之礼，希望清使能体谅安南的难处，“酌从国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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