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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使向黎王指出，琉球王国确实在严格执行清朝礼仪，并附送一本琉球纪供安南君臣参考（真是书生之举），清使又提出实行天朝之礼的一个理由，安南官员在南关拜龙亭时，行的就是三跪九叩之礼，文内说：“但以目前之事言之，候援范谦益、范廷境、丁有真、阮有用、裴仕暹、冯伯奇者，皆贵国大臣也，前月二十四日在昭德台（在南关）拜龙亭时，伊等行五拜三叩头之礼乎，此即万目共睹，较著之大骄也。今以贵国官员新进行过之礼，而必曰从未行过，是非不能也，是心不肯遵行之意，更张大典也。”
安南方面辩称，到南关的范谦益等在“天使前来之始，本国迅即遴委候接，勒令演习最久，仅有可观，而动容周旋，举止闲雅，亦未能见也”，并再次指出邓成使团未实行三跪九叩之礼，希望使臣“体悉酌从，早赐宣读”，仍不愿行三跪九叩之礼。
次日，清使再次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称即使演习需数月之久，使臣也可以耐心等候。当日，安南再次解释五拜三叩头礼乃敬天之礼，安南并不是不崇敬天朝，只是安南君臣的长期习惯而已，文中曰：“五拜三叩头，乃事天尊大之礼，幼习长行，上下同然，三跪九叩之仪，素所不惯，陪臣千官，能一一演习，一时勉强，祗恐失容”。
六月十五日，钦差再次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又提出可由清朝官员帮助演习三跪九叩之礼，时间上也可宽限。清使随即又附上仪注给安南官员。安南官员将仪注带回后，安南方面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答应次日展诏。但是，虽然安南文人与中国官员一样读四书五经和使用汉字著文，但安南人会讲和听中国“官话”的人並不多 ，因此，安南方面又提出，为使行礼过程不致出现意外，使参与礼仪的安南官员不致失容，请用安南鸣赞官用安南音宣读礼节。钦使见安南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同意用安南音鸣唱礼文，认为“此则情理之言”。最终杭奕禄使团与安南以三跪九叩完成了接诏之礼。
虽然在一些越南文献中将当时的礼仪记述为五拜三叩， 但钦使的报告及安南方面此后的奏书都表明，该使团展诏时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
此次争礼过程中,双方争论的内容由上次礼仪的举行,到琉球之例、南关之例以及清朝官员帮助演习等，几经辩驳，双方都在寻找各种理由说服对方以自己的想法实行接诏礼。其实在历次礼仪之争中双方都要经过类似的争执过程，这些争执还可能深入到儒学问题,康熙初年李仙根使团和邬黑使团与安南的争执都涉及到了经学问题 。
对于多次礼仪之争，不但清使感到不便，安南方面也颇觉厌烦。杭奕禄使团回国后不久，安南国王向清朝提出“明定拜诏礼”，希望清廷同意安南拜诏时酌从国俗， 其奏文中说：
“……臣国拜册拜诏之仪，向来康熙三年，内院吴光、礼部朱志远钦赐卹；康熙六年学士程芳朝、郎中张易贲钦册封；康熙七年侍读李仙根、郎中杨兆杰钦宣旨谕；康熙二十二年翰林明图、邬黑、周粲钦册封，当日拜受，许行国俗五拜三叩头礼。康熙五十八年，典籍邓廷喆、编修成文钦册封，初欲令行三跪九叩礼，后以演习未谙，勉从国俗。钦使彼此不同，似各出于意见也，于理亦合，陈请为此，臣备以前情，历叙颠末，上叩帝阍，臣伏望天慈垂谅，睿鉴广施，旨下部议，凡臣国奉贡文书规例，酌从臣先祖旧规，庶获于趋王会者，同沐恩光，以及拜受诏册，跪叩之礼，明示一定，俾臣得以世守，钦遵奉行，臣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但此后未见清朝对此请求提出任何意见。雍正十二年册封使春山等至安南时，黎王“抄旧录仪注就呈”，清使未提出反对意见，接诏时行五拜三叩头之礼 。
三、顾如修事件与礼仪之争的解决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遣德保、顾汝修为正副使，册封安南国王。安南“欲以彼国王拜事天之礼受封”，清使“执不可，随如仪，礼成”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广西巡抚熊学鹏将德、顾使团与安南来往文书备录上交。其中有一封副使顾汝修单衔斥责安南国王的书信， 其发文时间在使臣回国之后。书信中斥责安南不愿遵行天朝之礼，又说，该国筑馆旷野，多陈兵卫，是要“蔽人之明，塞人之聪”，还说安南要加害于二使，看到安南接待时街衢立有大象，也以为是安南为加害二人的特殊安排等。据正使德保说，他曾经加以劝阻，顾汝修不听，并单衔副之 。该使团的活动反映到了清廷，在乾隆帝看来，顾汝修的行为“适足以形见小气怯耳”，“而所争执者，又不识大体”；而书信的内容，则“可鄙可笑之处，不一而足”，“支离悠谬，迥出人情之外” 。乾隆帝要求吏部对此“严加议处”， 吏部议奏“大理寺少卿顾汝修奉使安南，于出境后，擅用单衔移书诘责该国王，有乖大体，应照例革职”， 乾隆帝下旨，“顾汝修著革职”。 乾隆帝及清朝官员们认为，顾汝修“或自许为不辱君命，欲将此稿夸耀入集，则不可付之不问也”，因此，乾隆帝又要求“顾汝修如将此付梓，可备录此谕及硃批，一并刊刻，俾寓目者皆知别白。倘敢私自单行，异日发觉，朕必重治其罪，用昭欺世盗名之戒。”而对于身为满洲翰林的正使德保，因其未能履行应有的职责，阻止顾汝修“迥出人情之外”之举，被降三级调用 。
对于安南是否恭顺，乾隆帝认为，“安南蕞尔边藩，世奉朝贡，今以嗣封请使，其恭顺自不待言而见”，“若既恭顺将事，则一切无关紧要体式，并可无庸介意。”对于礼仪的争执，乾隆帝认为，“安南世为**属国，凡遇朝使册封，至伊国内，自应遵行三跪九叩头礼。乃该国狃于小邦陋见，与朝使商论拜叩仪注，原属无知。经德保、顾汝修援从前杭亦禄指示成例，始知恪遵。外藩不谙体制，部臣应预行宣示。”对于安南国王故意违犯天朝礼仪的行为，乾隆帝予以宽容，“该国王于使臣莅境时，先请商五拜之仪，必待使臣驳定，始克如礼，未免狃于鄙俗，实为弗当。但念该国王一经使臣指示，即遵定制，亦可从宽弗论矣。”
为了解决礼仪之争，乾隆帝决定从使臣和安南两个方面确立三跪九叩的礼仪，乾隆帝要求，“著传谕礼部存记，嗣后遇有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雍正六年及此次业已两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处，告之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无愆仪节。” 乾隆又让礼部传谕安南国王，“俾知永遵三跪九叩之仪，毋再陨越”，并令“俟该国王谢恩使回之便，令其携往，礼部详悉行文该国王知之。”此后不再见双方在此礼仪上的争执，从此才解决了长达百年之久，历经三代清帝的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
四、礼仪之争所反映的中越关系的特点
清朝对此礼仪之争的反应反映出清代与安南关系的几个特点：
（一）、使臣个人在中越关系中的作用。在多次礼仪之争中，有时遵循了三跪九叩的天朝之礼，有时遵循了五拜三叩的本土之礼。两种情况的背景并不能截然分开，且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当时的历史背景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争议的结果还要看使臣个人的态度。使臣个人对此态度温和，自然会“勉从之”，若态度强硬，则可能“执不可”，最终行天朝之礼。实际上，官员个人在中越交涉中常常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史学界在研究明朝嘉靖年间对莫氏的政策、万历年间对黎莫双重承认政策的形成、清朝乾隆年间对西山起义的态度等方面，参与交涉的官员们在政策建立过程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清朝与安南的礼仪之争中，清朝使臣的个人态度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中越交涉时，不必固执于某些成规，相机处置即可。清使与安南的历次礼仪之争，多有遵循安南“国礼”之结果，但参与的使臣并没有受到朝廷的惩罚，说明清朝并不是很在意这个结果。正如乾隆帝所说，“若既恭顺将事，则一切无关紧要体式，并可无庸介意。” 就象清朝对待安南朝贡时的态度，朝贡的次数、贡物的多少，其实都不重要，只要其“倾心向化，诚意可嘉” ，就达到了目的。安南方面之所以一直要求行五拜三叩之礼，其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安南君臣所指出的，五拜三叩，乃安南“通国之人，少习长行，素所惯熟”。而三跪九叩，必于行前多所演习，而即使多次演习，在行礼时，仍会“未免稍有差错”，或致“失容”。对安南君臣来说，五拜三叩与三跪九叩，均为“事天尊大之礼”，并不是不崇天朝。而有了使臣同意循安南“国俗”之后，就又成为安南要求五拜三叩的旧制，并以此作为后来的使者们的前例。安南历次争礼并未引起清帝的关注，若没有顾汝修事件，清朝对待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可能会继续采取令使臣相机处置的态度。我们再来看英使马嘎尔尼使团，该使团拜见清帝时，乾隆帝允许他们以英国之礼拜见，实际上再次表明了，清朝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并不看重其礼仪上的一些小节。对外国人礼仪上的宽容又表明，对各地风俗的尊重也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之一。中国人到海外也会尽量保存自己的礼仪习俗，据说南明卜弥格使团抵达威尼斯时，威尼斯的大公就同意了卜弥格的中国助手沈安德向其行中国之礼。
(三)、礼仪是否得到严格遵守也可以被作为中越交涉的手段。1669年，李仙根出使安南时，深知任务艰难，因此抱着“不能屈一安南，何以昭示万国” 的心态，在各种礼仪上都坚决要求安南严格执行。如敕书内容不能抄白，安南国王必须出门迎诏等，安南君臣行三跪九叩礼接诏正是使臣坚持的礼仪之一，以严格的不能通融的态度来表明天朝的威严。李仙根成功帮助莫氏政权收回高平之地，圆满完成出使任务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可见礼仪在中越关系中不仅仅是形式，有时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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