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黄志之学的经典性文献。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这是说黄帝时始称王,同时设立诸侯,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相合,都表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是文明的初现,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适当的。
炎黄的传说也见于传世文献《逸周书》的《嘗麦篇》,近期的研究证明该篇文句多近于西周较早的金文。篇中记有炎帝、黄帝以及蚩尤的事迹,可是这些传说的古远。其以黄帝刑杀蚩尤论证法律的起源,也可见当时人认为黄帝时已有国家制度。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郭沫若论述夏禹,只能引用春秋时的秦公簋和齐侯、钟。2002年出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件盨有98字的铭文,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贡序》“禹别九州,隋山浚川”惊人地相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出土材料中的最早例证。
在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真实可信之后,许多人都期待同书《夏本纪》的夏王世系也能以类似方法证实。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1991年花园庄东地H3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殷墟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已发现的约13万片有字甲骨,几乎没有可以确定是早于商王武丁的,并且属于武丁早年的卜辞带有种种粗糙原始的特点。因此,想在更早的商朝遗址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甲骨文,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找到的一片早于殷墟的刻字肋骨,字数寥寥,也表明这一点。
商朝末年开始有文字较多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但字数最多的,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卣,也不过49个字。然而周朝一开始,金文便呈现显著加长的趋势,例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即有122个字。尽管近年发现了若干珍贵的西周甲骨文,对研究西周所起作用最大的,还是金文。
199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推断西周共和以上年代,制订了“西周金文历谱”。这份历谱的特点,是强调以青铜器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作其基础。通过历谱,可以把大量金文材料排比系联起来,结果发现,西周历史上有四个时期,能够确定的金文较多:
第一个是周朝初年,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周公摄政的时期。这段时间的金文,许多可与传世文献联系对照,如《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有记伐纣子武庚的大保簋;“二年克殷”,有记周公夷平殷都的何簋;“三年践奄”,有记伐盖(奄)的禽簋和冈刦尊、卣;“四年建侯卫”,有记封卫国的簋;“五年营成周”,有上文提到的记建成周的何尊,等等,不能缕述。 [本文共有 3 页,当前是第 2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