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儒学研讨会呼吁让儒学回归生命与教育
“现在所谓的国学热或儒学热，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那只是假热，并没有真正热起来，这是由于体制内的教育是西化的。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国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其实还是相当陌生、隔膜——儒学在当下实际上仍处在边缘。”在日前的百年儒学研讨会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对当下的“国学热”作出这一犀利的断言。
日前由香港法住文化书院、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哲学系、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等机构在广东肇庆举办的百年儒学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的数十位学者认为，儒学不只是限于儒学团体的，它是属于社会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儒学教育应当回归生命的本性，推动性情教育，“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盛，人文教育不及。”郭齐勇说。
儒学精神在日常行为中被忽视
儒学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认为，儒学其实就是把为己之学、修身之学、立德之学、明道之学与通经致用之学、为政之道、处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为一。此中所展示的，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关系，而是生命之成长、气质之变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扩大，最后推动历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人生意义。
这种渗透到道德价值和人生意义当中的儒学正在丧失。郭齐勇举例说，他曾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的年轻父母当着孩子的面逃票、与老人抢座位、骂人，毫不避讳。他在美国亲眼看到一些用公费旅游的干部，由于爱喧哗、常聚众打牌到半夜，被美国宾馆“隔离”，不敢将其与其他国家旅客安排在临近住房。“我们本来是礼仪之邦啊，儒学的精神内核在国民日常行为中被忽视，还能‘热’得起来吗？”
郭齐勇还认为，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官者官风不正，贪污腐化；民间的唯利是图，缺少信仰……这些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社会，而在当下的中国，民间社会其实日渐萎缩，儒家、儒学、儒教生长、复兴的机缘，只能在大的社会空间之中，“受到西式教育的很多知识分子或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或以先入之见，对传统文化横加肢解，以为西方的从古到今都有理性，完美得很；中国的从古到今都无理性，糟糕得很，这也是国学不能真正‘热’起来的原因。”
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小学国学教育
当下儒学的使命是回归生命与教育
霍韬晦认为，重建道德规范，重建健康的人格，十分重要。当下的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问题严重，十多年前已提出要加强素质教育。问题是苦无方法，传统的道德教育已被推翻，今天学校所推行的，是以考试为主导的教育体制，目的在帮助学生升学、谋职，加强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非常功利，道德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何况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影响，现代人都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就经济方面而言，去年发生的金融海啸，便足以说明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只有闯祸，不可能自我约制，更不要说社会现象在许多方面已经积重难返。从“天下随时”之角度看，中国传统再生的机会到了。
新加坡儒学商会会长魏维贤也认为，在当下全球化之下所产生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新问题，很多归根到底都属于人文的领域，面对“利的相争”和“道德沦亡”的严重社会弊病，这恰恰给以人为本的中国儒学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郭齐勇认为，回归生命的教育应是当代儒者该做的事，这是生命成长的教育，而不是知识化或系统化了的心性之学、本体之学，也不是僵化了的、概念化了的道德教育。
与会学者还一起联署宣言并呼吁：儒学在今天的历史使命就是向生命回归，向教育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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