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国学和(域外)汉学几乎同时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学术发展流向。然而，这二者都面临着某种定位的危机。汉学和国学的对象领域，表面上是互相叠合的学术领地，可这种表面的叠合，正是充满悖谬的一切的一个基点。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在当代思想版图上，二者的学科定位、研究主体、对象范围的划定、方法论基础、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都依然是亟待进一步深入反思和细致梳理的问题。
汉学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学界，汉学早已是复数概念。关于汉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对这一学科的性质和广度方面的厘定，历来较难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佛兰阁(OttoFranke，1863–1946)的定义最为宽泛，因之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
然而，汉学的自我理解和定位必须从汉学史的回溯开始。从简略的历史看，汉学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范式，而每种先行的范式，总又不同程度地包含或投射于后起的范式之中。
从始自14世纪游记汉学(前学科阶段)、始自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价值对话阶段)、始自19世纪的学院汉学(语文学、历史学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美国学界主导的日益多元化和实证化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阶段)，无论关于汉学的概念宽泛还是狭窄，汉学总是一种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他者”(dasAndere/theOther)的学科。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汉学的历史，究其根底，不过是一场由基督教文明所发起的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历史。这一部汉学史，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在汉学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是西方(或“东洋”)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无论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如何、专业旨趣和训练如何，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汉学研究中的这种“他者”的地位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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