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煦生：国学与汉学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学热”日渐升温。然而，一个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的国学概念，一直未能达成。在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走过大约百年的历史之后，国学概念的重新确立，始终面临着如何跨越当代学科壕堑的技术性难题。

    人们尽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是的，一国有一国之学，一国之学，是谓国学。这样的逻辑诚然干净利索。不错，在今天的学科版图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这里，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可是，国学其实是一个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文化学术诉求，而这一诉求所指向的恰恰是前民族国家时代的传统。在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与“学”的覆盖范围往往事实上无法叠合，这类现象不胜枚举。在西方的文化学科体系中，闪米特学、波斯学、伊斯兰学等以古文化为对象的学科，更是如此，这里，学科的对象并不是某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一国之文化，而是以某种语言或语系为核心的文化历史领域。在此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史”——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史，是可以从编年史的意义上建构的;然而却未必就有与之相应的“国学”，即植根于民族语言和传统深处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自然界限的知识体系。

    在古代中国，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到经史子集、三教九流的漫长古典传统中，一种统一的明晰的国学观念并未形成。人们往往忘记一个世纪前国学概念(章太炎)和西方现代学科分野在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引入之间的微妙的共时关系。国学固然是学——以学科形态所展示出来的关于传统及古典时代的种种知识体系，但无论如何，我们断不可忘记的是，国学之为学，并不等同于任何一学——即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如甲骨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国学首先与国相关——独特的文化形态及与此相关的价值问题，以及在今日的全球化语境中这一价值体系的地位等等，乃是这一学科之核心。

    在章太炎的时代，国学之为问题，正是国之为国、学之为学成为问题之日开始的。有意味的是，百年之后，国学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时代语境中成为焦点问题。国学应该是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前学科和跨学科的学问?应该是各种有独特中国色彩的传统实证学科的重光?
 
    国学与汉学的视界融合

    在一个文化对话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生存方式的时代，文化自性何以确立、跨文化语境的视野融合何以可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对学术实践提出的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这一精神背景，使对国学和汉学的自我定位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成为同样难以遁避的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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