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定于一尊”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定于一尊”的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事实说明,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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