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湖北既没有开宗立派的大师,也没有享誉学坛的经典名著。因而,论及清代湖北文化,学者多有言其学术不振、文化不兴者。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拜访章太炎,谈及清朝汉学发达,名家多出安徽、江苏,忽而提及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1924年,梁启超在所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充满困惑地说:“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梁启超此处所论“近代”实际上是指清代。
民国初年编修《夏口县志》时,编纂者亦曾惊奇地发现湖北学者很少见于历代史籍。考诸清代学术史籍:约在嘉庆后期成书的《国朝汉学师承记》著录汉学家40余人,湖北学者无一人入选;《清史稿》之《儒林传》堪称清代学者大全,然湖北除熊赐履够资格但因入选《大臣传》而未列儒林以外,亦仅有天门胡承诺、黄冈曹本荣被著录。徐世昌主持修撰的《清儒学案》凡二百零八卷,为湖北学者列专案者唯有记熊赐履的卷三十八《孝感学案》,入合传者亦仅有三人。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看,“大家”的学识、风范与人格魅力于一时代学风之淳正、人心之向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导向作用。清代湖北学界缺少的恰恰是“大家”。在清代湖北学者中,约略可以称为“大家”的当数清初的熊赐履。熊赐履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官,著有《学统》,在清初的政治与学术中有一定影响。但论及熊氏学术成就,则学者多持贬斥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评熊赐履曰:“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余习也。”今人则云:“熊赐履以向清廷贡献理学,且扶为官学为己任,于学术无所建树。”(参见王茂等《清代哲学》)且熊赐履因嚼签等政治事件弄得声名狼藉,而其后熊氏谪居与致仕均选择江宁(南京)而居,于湖北学术风气之引领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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