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湖北的学术文化为什么会相对不振、名家名著为何相对缺乏？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文化传承论，清代湖北缺少文化世家，士人中具有家学渊源者较少。学术的发展往往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文化世家以其绵延的学统作为支撑。《四库全书总目》论家学对学者的影响时有云：“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自有一种风气。”此“风气”即是“籍文雅交游之盛，耳濡目染，都无俗事。”世家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学术名家的良好环境。比如黄宗羲出身世家，兄弟宗炎、宗会俱以治易学著称，长子黄百家以史学扬名，黄宗羲本人则是兼通经史的一代宗师；元和惠栋，自祖父周惕开始治《易》学，父士奇继之，至惠栋终于大成。此外，常州庄氏治公羊学、扬州刘氏累代治《左传》，也都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可以说，正是有这样一些文化世家，江浙地区才能在明清以来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反观湖北，“里无素封，士鲜世族”（《潜庐类稿序》），士人中具有家学渊源者较少，这就大大制约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二，从社会环境论，清代湖北学术缺少强有力的外在支撑，发展后劲不济。学术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清一代，江浙地区堪称学术发达之地。这与流寓江浙的徽商对学术的资助密不可分，江浙地区藏书事业发达，且有一批学者性官员积极筹划大型图书编纂与刊刻事业，对学术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清代湖北的学术却没有如此幸运。
从影响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看，清代湖北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一，学术缺少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支持。清代湖北的经济重心在汉口。但汉口的商业是“码头经济”，属于中转贸易性质，商人流动性大，无法形成足够资本的商业规模。与扬州商贾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徽州商人多热心文教事业不一样，汉口商人主要来源于黄孝、天沔、黄冈，文化素质偏低，对学术投资的兴趣不大。在这样的氛围下，湖北学者很难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支持。由于经济相对不景气，学术不能“盈利”，商人又不愿投资学术，故湖北学者生存境况普遍不好，纵有著述，也难以刊刻行世，“翼道有心，杀青无力，异代知音，千秋有几？”（卢弼《潜庐类稿序》）其二，清代湖北地区公共图书事业不够发达，缺少可以为学者提供足够参考的藏书楼。其三，湖北缺少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官员来从事学术事业的策划和领导。在江浙、安徽，徐乾学、朱筠、阮元等官员学术修养甚高，无论任职京师或地方，都热心学术事业，注意提携和扶持同乡学人，在他们的幕府中积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形成一个个学术中心。湖北有清一代，虽有毕沅这样的文化官员在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三年和六十年三度任职湖广总督，但是毕氏是江苏人，府中延揽的多是江浙地区的学者，并未给湖北的学术发展造就传承薪火的继起者，随着毕沅的离开，这些学者也纷纷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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