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李白，人们头脑中往往涌现出的是他那卧蚕眉，单凤眼，飘逸潇洒的仙容道貌，是他那“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式的狂诞，是他那让掌权者丑态百出的“御手调羹，龙巾拭吐，国舅捧砚，力士脱靴”，是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强做不合作，是他那……是的，我们头脑中有太多的“那”想要喷涌出来。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李白的诗歌中读出了一种超越常人想象的孤寂，读出了一种隐藏于诗歌表象背后伴着焦灼而来的苦涩。读着读着，头脑中原先本来十分清晰的李白的形象却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最后模糊成了一头走在旷野中的“狼”。耳畔也不再是那原本铿锵豪迈的诗歌声，而渐渐变为了深夜旷野中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狼的嗥叫。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如果说魏连殳是“五四”思想大潮退潮后失去目标的一头受伤的狼，那李白就是盛世唐朝承平时代一头无意闹入文苑的受伤的狼。
清代诗评家赵冀说：“国家不幸诗将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那么，国家“幸”的时候，即天下一统，承平盛世的时候，诗歌该“幸”还是不该“幸”？再细究一下，心怀壮志，渴望建功立业而又生活于承平时代的人是“幸”还是“不幸”？
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李白也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这就决定了李白只能通过出仕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夙愿。
姑且不论李白是否真有治世的才能，单就承平时代而言，统治者需要的不再是敢于批龙鳞，逆龙颜的诤臣，而是善于粉饰太平，精于歌功颂德的弄臣。而李白特有的傲岸不屈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自己人格的独立、生命的尊严而成为上下专营、溜须拍马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弄臣。
这样，无数人向往、无数人羡慕的李白生活的盛世唐朝就成了李白表面“幸”中深藏的大不幸。李白无意用诗歌粉饰太平，却用诗歌凑出了盛世最强音，李白无意于在文坛扬名却赢得了生前生后名，李白有意于仕途却仕途不顺，“一事无成”，李白渴望受皇帝赏识成为管仲、诸葛亮一样的人，当朝的“管仲、诸葛亮”却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靠裙带登显位的杨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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