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四种境界——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的演讲

　　所谓“认识必然就是自由”，其实只说了事情的一半。认识了客体的必然性规律之后，还有一个主体（自我）如何对待客观规律的问题：以被动的态度屈从客观规律，在客观规律面前哀鸣悲泣，那就没有自由；只有以主动的态度，“拥抱必然”，才算得上是自由。这是因为“求知的境界”以主客二分为基础，客体及其规律外在于主体，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不自由。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主体在理论的层面上（im Theoretischen ）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因为物的独立自在性是预先就被假定的。”这里所谓“在理论的层面上”，亦即指认识、求知的层面。这也就是说，在“求知的境界”中，作为客体之物被假定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它与主体相互对立，彼此限制，故无自由之可言。黑格尔说：在认识中，对象独立自在，有“片面的自由”，而主体—自我反而只是“按现成的客观性去单纯地吸纳现成的东西，从而失去主体的自我规定性（按：指主体的自由——引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知性”所认识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按：指普遍规律），是“没有自我的”（selbstlos），“远非自知其为精神的精神”。通俗一点说，认识、求知阶段所达到的客观普遍规律，尚未与主体——自我融合为一而成为黑格尔所谓”精神"——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之所以有求知欲，最初是出于无功用的好奇心，后来则多出于功用心，即出于通过认识规律，使客体为我所用的目的。无论如何，求知最后都落实到功用，理论最后都落实到实践。所以“求知的境界”与“功用的境界”紧密相联。在功用、实践中，主体——自我也是不自由的。黑格尔对此也作了很好的说明：在实践中，主体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外物，使之“为自己服务，把它们视为有用的（nützlich）”，“主体变成自由了”，但“实际上”这种自由也是“一种单纯臆想的自由”，因为“目的”来自主观，就“具有片面性”，而且始终存在着“对象的抵抗”。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关于“实践理性”的论述中，还谈到了人因谋利而遇到与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谈到了人因贪图个人利益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自由的丧失。

　　奥地利宗教家、哲学家布伯（M artin Buber，1878-1965）按照人的生活态度把世界分为两重：一重是“被使用的世界”（the world to beused），一重是“相遇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met）。布伯用“我—它”（"I-It"）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I-Thou"）公式称谓后者。前者实指一种把世界万物（包括他人在内）当做黑格尔所谓“为自己服务，把它们视为有用的”对象的态度，亦即把人也视为物（“它”）的态度；后者实指一种把他人视为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布伯所说的前一种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求知的境界”——“功用的境界”；后一种态度实际上属于我即将讲到的“道德的境界”。布伯从宗教的角度极力提倡人生应由前一种态度升华到后一种态度。我以为，布伯的思想为人生境界应从“求知的境界”——“功用的境界”升华到“道德的境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谈到了这一转化的必然性：功用主义会导致“绝对自由与恐怖”，“精神”陷入矛盾，于是由外在的欲求转向内心，以求得真正的自由，即“道德的精神”。

道德境界

　　个人的道德意识，在上述个人成长的“遵奉阶段”就已见端倪。在“遵奉阶段”中，个人的独立意识已处于突破遵奉意识的过程之中，从而逐渐产生了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意识，以至达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真正意义的道德意识，心理学家卢文格称之为“公正阶段”（Conscientiousstage），紧靠“遵奉阶段”之后，甚至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个水平——“公正—遵奉水平”。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既然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他“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

　　可以看到，人生的“道德境界”与自我意识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我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

[本文共有 7 页，当前是第 3 页]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