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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上海图书馆收集材料
在李生观的讲述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位老人对家族历史的荣耀感和强烈的寻根问祖心情。“生活好了，用不着再为吃穿发愁，就开始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去往哪里的问题，于是我决定开始编纂家谱。”
1995年，李生观开始着手收集编纂吉普的材料。“当时家里没有家谱，只知道祖上有人是做官的，而整个村子里也只有一部家谱，只写了七代人，我想这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就跑到上海图书馆去找。”
在上海图书馆，李生观慢慢地把家族历史梳理到了宋代，但是馆藏的资料也停止于此了，这让李生观觉得不过瘾。“我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家族历史，所以就把范围扩展到全国，继续搜索收集资料。”李生观说，为了能编纂好家谱，他几乎用上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开着车、带着水和粮食在各个地方的农村里转，按照着已有的线索，一家家上门去摸情况。
除此之外，李生观还跑到全国的各大图书馆去找资料，光复印资料先后就花去了几万元。“我只有小学文化，编家谱的话就要不断地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现在，我不仅可以很清楚地说出全国李姓的发展脉络，对其他中国的姓氏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李生观说。
经过6年的前期资料收集，2000年，李生观开始进入家谱的实质性编纂。2005年，150余万字的《中华李氏总谱苞溪李氏家乘》终于编纂完成。
专家：家谱对文化传承有正面的功能
李生观编纂家谱并不是个例，近年来，一股修谱热正在民间渐渐兴起。对此，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这是一种人类血脉传承的需要，应当值得肯定。
“中国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修家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传统习俗也是由来已久，这是生命个体对于自身从何而来又往何去的追问，也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承。到了现代社会，家族的深刻意义依然存在，特别对于浙江的众多家族企业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对于家谱的需求也是仍然存在着现实的基础。”
此外，杨建华还提出，当前的家谱编纂同时也已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交际方式。“人们通过家谱，可以利用血脉相连的关系与原本疏远的人群建立新的密切联系，这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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